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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爱的天敌》

权力是爱的天敌：有了威权和父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变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当人和人再也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交流时、当人不得不在当爹和当孙子之间做出选择时，恐惧和仇恨就取代了理解、尊重、共情与爱，自相残杀和丛林法则就取代了同理心和善意。中国等专制国家的女权者常变为仇跨仇同者，跨性别反过来变为仇terf者，人们学不会平等地用爱与尊重对待别人，而只会像面对蛮夷使节的大清一样在当主子和当奴才之间二选一。这是因为她们小的时候就被爹们这么对待，而爹们本应教会他们爱与尊重。

爹用仇恨对待我们、像对奴隶一样尝试控制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继承了爹们的仇恨，并用这仇恨对待我们毫不了解的知识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话，那么即使我们对爹们复仇、把他们凌迟（我自己也曾想这么做），也是爹们的胜利，他们让我们变成了新的爹和自相残杀的高级畜生。

权力是爱的天敌；但爱能做的力量是有限的。正如民主制度永远不如极权有效一样，爱永远无法感化爹。正确的做法不是尝试说服或转化爹，而是运用爱的力量巩固自身、团结和保护尚未成为爹的人们，以清除爹已经造成的和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

《支那缺爱》

支那缺爱。爱是什么？爱是对「人」本身的尊重。
正直勇敢的性格、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对真理和事物真相的执着、对人类的共情和同理心和善意、对弱者的理解与爱与尊重。
一言以蔽之，对「人性」的尊重。

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人文关怀」。在正常国家可以通过政治、文化、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关怀达到的「爱」的教育，在支那没有。支那人生下来目睹的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就是家暴的爹：丈夫欺压妻子、妻子仇视丈夫、父母羞辱、贬低、丑化、奴役和控制孩子。他们不知道理解、尊重、同理心、共情以及平等交流，只知道奴役、控制、恐惧、仇恨以及自相残杀。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爱、没有革命、不知何为美与自由。

支那人自己也讨厌浮躁，但是支那人自己没有爱、没有人性，所以他们对浮躁进行辨析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浮躁是人性和兽性、魔性、机械性之间的矛盾。他们误以为浮躁是“快与慢的矛盾”、“结果与过程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野蛮与信仰的矛盾”、“实在与虚无的矛盾”，于是企图在又慢又过程又精神又信仰又虚无又离他们最近的国学和禅宗里寻找答案，结果自然是心如死灰、形容枯槁，成为一个个中年油腻废物。
爱、信仰、人文关怀，这些东西不在国学里，不在禅宗里，不在道法里，不在一切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里，而在普世价值里、在希腊和罗马的时代里。俄狄浦斯王为揭示真相拯救人民不惜自我毁灭的精神、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了爱为了彼此而反抗家族和社会的精神、卡秋莎和年轻贵族在西伯利亚赎罪和忏悔和互相怜悯的心情、宮沢賢治的大家的幸福和中原中也的侍奉的心态，这些东西才是人文关怀。而不是人生受挫后寻求的万物皆空聊以自慰的禅宗，像是狗皮膏药贴在自己化脓的伤口上，只能暂时治愈自己，永远无法用爱的力量治愈他人。

《新社会把人变成畜生、鬼和螺丝钉》

人的主体性就是「积极自由」。从内在而言，它意味着人的潜能的发挥、技能和思想的提升、人格的完善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外在而言，它意味着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表达、传播和享受，与他人之间的尊重、理解、交流和合作，适合自己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以及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这样，即使人走到一个最冷门的领域的最细小的分支里面，也能看透社会的全貌、俯瞰世界树的全景；而不是自以为是、以偏见和仇恨去断定毫不了解的知识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支那缺少对人的主体性的教育。一直以来，学生们被灌输考上好大学成为人上人、学好数理化，产出了不计其数的伪化生做题家；基础学科和学术界人才过剩、产业界和商界人才不足；人们无法想象做题以外的人生道路、无法想象世界上有金融、经济、文化产业等凌驾在基础科学甚至实体经济之上的比它们重要的多的东西。他们一考定终生、一入专业定终生，大一的时候就决定了一辈子的狭窄的道路，从来没有探索过自己的天性、潜能、兴趣、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尝试过自己未曾接触的领域和新的可能性，更不懂得人文艺术、爱情、哲学这些直达人性深处的喜悦，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人格的提升和自我的完善。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涌向最有可能取得功名利禄等世俗成就的领域，把自己打造成千人一面的做题机器和竞争机器，和同龄人在雷同的事情上做毫无意义的竞争和比拼，一生就像蜘蛛攀援着极细的蛛丝向上爬一样试图完成阶级跃迁，只要整个人生过程中一步出错，就会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们被“非人的怪物”（政治体制）打造成了僵尸、螺丝钉、棋子、工具人、韭菜，唯独不是完整的人。

总结下来就是，支那缺少「公民教育」。

《人文关怀、积极自由和社会契约》

人性、爱、尊重与理解，这些东西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机械降神」。
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爱是理性人之间的“共同利益”；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语言来说，爱是“社会契约”和“积极自由”；用解构主义哲学的语言来说，爱是“权力的规训”。
对弱者的理解与爱与尊重，不仅是人性的本能、爱的本能，更是政治哲学思考后的结果、是「社会契约」。

为了让弱者能像正常人一样发挥自己潜在的价值，我们必须帮助他们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人际关系中平等的对待。这就是「人文关怀」和「积极自由」：穷苦的工人没有下黑煤矿007的自由，穷苦的女人没有卖淫的自由，因为这些行业的收割者们残害人的价值、把原本可以万能的人当作机器和手淫杯一样压榨和摧残。
水管工经过四年大学教育可以成为博士研究生，图书馆员经过权力斗争可以成为政党魁首，这就是积极自由，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水管工和图书馆员当作机器压榨的原因：那样是在残害人的价值。

无论是看到小女孩被男生欺负挺身而出，还是看到trans受到困境而选择成为ally, 都是人文关怀的一部分，都是积极自由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都是健全的民主社会的立法体系的一部分。法律应当是社会意识的结晶；如果人性和政治哲学中含有这样美好的东西的话，就让它们成为制裁邪恶和卑怯者的利剑才好。

今天看了垃圾政治课的阅读材料，感叹共产主义者至今还在沿用恩格斯的那套“人类有意识地改造历史”的机会主义认识论。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然规律的掌握者、是经济规律的掌握者，应当有意识地控制一切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并把人类至今为止的全部进化历程以及思想学说全部归于“有意识的劳动”的产物。殊不知自由才是人类文明的根源；自由在他们陈腐的脑子根本就不可能预料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产生了从石器时代的锅碗瓢盆到21世纪的智能手机的全部产物。

人类的意识和语言的产生，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有意识的、循序渐进的改造自然的过程”；恰恰相反，它起源于完全彻底的偶然。在古代的非洲、刚走出热带雨林不久的两足直立的猴子里，某只个体突然因为胚胎时期的变异拥有了更大的脑容量、更强的思维能力和制作工具狩猎的能力。那么这是“有意识的劳动”的结果吗？不仅不是，反而是“有意识的劳动”的原因。正因为脑容量大这种纯粹偶然的突变在自然选择下有更高的生存概率，猴子的群体的思维能力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才由此提高，才为“有意识的劳动”创造了前提。一切人类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的可笑的计划经济理论——的前提，都是他们最惧怕、最嗤之以鼻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

自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的“不可预料性”。当古代猴子在森林里抓着树枝跳来跳去的时候，可曾想过他们的后代会坐在蒸汽机车里用十几种语言对话？当果蝇在热带雨林吮吸着水果的汁液的时候，可曾想过他们的后代会在玻璃瓶中变成白眼的怪物？金黄葡萄球菌耐青霉素、杂草耐农药，难道是它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结果吗？没有一个接一个累积的个体变异，哪里有人类引以为豪的语言和意识？

欧几里得写下五条公理和三百多条定理、阿波罗尼斯编纂《圆锥曲线论》时，并不会想到后世有被称作非欧几何的理论体系；黄鸣龙读研时做反应因为疏忽没加盖子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因此被写在教科书上。如果每个人类个体都奉当代的理论体系为圭臬、按照系统的研究方法分毫不差地做手中的每件事情的话，会有这些生于“突变”并在“选择压力”下胜过它们的祖先而流传下来的理论和思想吗？

实际上，现实世界所蕴含的可能性远超过你我头脑中按部就班的理想。一个人即使知道从薛定谔方程到前线轨道理论的所有分子力学规律，他仍无法预测隔壁实验室里一个最简单的Wittig-Horner反应的副产物；人们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站在往昔一切先哲——莱布尼兹、图灵、冯诺依曼——的肩上创造出的高性能计算机，无法模拟哪怕一个细胞中发生的全部物理化学过程。这样在自然的广博和无限可能性面前不得不谦逊地俯首称臣的人类，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要有意识地控制一切”？一个连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卫生巾的计划供应都做不到的政府，有什么资格控制全国的经济规律？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 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 ”当人类把一百多年前的成见当成“永恒的真理”，并自以为是地对他们充满一切可能性的后代灌输、意图把他们变成和自己一样千人一面的僵尸，而不允许一切思想异见、学术异议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自己本来拥有的一切可能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