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垃圾政治课的阅读材料，感叹共产主义者至今还在沿用恩格斯的那套“人类有意识地改造历史”的机会主义认识论。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然规律的掌握者、是经济规律的掌握者，应当有意识地控制一切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并把人类至今为止的全部进化历程以及思想学说全部归于“有意识的劳动”的产物。殊不知自由才是人类文明的根源；自由在他们陈腐的脑子根本就不可能预料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产生了从石器时代的锅碗瓢盆到21世纪的智能手机的全部产物。
人类的意识和语言的产生，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是“有意识的、循序渐进的改造自然的过程”；恰恰相反，它起源于完全彻底的偶然。在古代的非洲、刚走出热带雨林不久的两足直立的猴子里，某只个体突然因为胚胎时期的变异拥有了更大的脑容量、更强的思维能力和制作工具狩猎的能力。那么这是“有意识的劳动”的结果吗？不仅不是，反而是“有意识的劳动”的原因。正因为脑容量大这种纯粹偶然的突变在自然选择下有更高的生存概率，猴子的群体的思维能力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才由此提高，才为“有意识的劳动”创造了前提。一切人类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的可笑的计划经济理论——的前提，都是他们最惧怕、最嗤之以鼻的“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
自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的“不可预料性”。当古代猴子在森林里抓着树枝跳来跳去的时候，可曾想过他们的后代会坐在蒸汽机车里用十几种语言对话？当果蝇在热带雨林吮吸着水果的汁液的时候，可曾想过他们的后代会在玻璃瓶中变成白眼的怪物？金黄葡萄球菌耐青霉素、杂草耐农药，难道是它们“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结果吗？没有一个接一个累积的个体变异，哪里有人类引以为豪的语言和意识？
欧几里得写下五条公理和三百多条定理、阿波罗尼斯编纂《圆锥曲线论》时，并不会想到后世有被称作非欧几何的理论体系；黄鸣龙读研时做反应因为疏忽没加盖子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因此被写在教科书上。如果每个人类个体都奉当代的理论体系为圭臬、按照系统的研究方法分毫不差地做手中的每件事情的话，会有这些生于“突变”并在“选择压力”下胜过它们的祖先而流传下来的理论和思想吗？
实际上，现实世界所蕴含的可能性远超过你我头脑中按部就班的理想。一个人即使知道从薛定谔方程到前线轨道理论的所有分子力学规律，他仍无法预测隔壁实验室里一个最简单的Wittig-Horner反应的副产物；人们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站在往昔一切先哲——莱布尼兹、图灵、冯诺依曼——的肩上创造出的高性能计算机，无法模拟哪怕一个细胞中发生的全部物理化学过程。这样在自然的广博和无限可能性面前不得不谦逊地俯首称臣的人类，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要有意识地控制一切”？一个连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卫生巾的计划供应都做不到的政府，有什么资格控制全国的经济规律？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 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 ”当人类把一百多年前的成见当成“永恒的真理”，并自以为是地对他们充满一切可能性的后代灌输、意图把他们变成和自己一样千人一面的僵尸，而不允许一切思想异见、学术异议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自己本来拥有的一切可能性了。